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与文明交流互鉴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既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文章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深入剖析典型传播案例，并融合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展开全面且深入的探讨。
文章研究发现，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呈现出多维度突破的良好态势，但传播效能的持续提升仍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引发传播内容理解偏差、传播主体协作不足削弱传播效果、传播对象定位模糊制约精准传播、国际舆论多维博弈增加传播阻力。
文章提出，针对这些挑战，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一是加强文化阐释，通过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立足中国实践深挖中华文化内涵，加强跨文化传播翻译人才培育，以促进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二是汇聚多元主体，通过强化政府统筹、塑造文化品牌、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来充分发挥各领域优势，汇聚国际传播的强大合力。三是精准定位受众，通过构建区域化传播范式，打造分众化内容矩阵，创新本土化叙事体系，实现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成功跨越。四是推动文明共生，通过提升我国国际舆论引导效能，强化国际舆论危机应对机制，构建多元共生的国际传播格局来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形成有利的国际传播舆论环境。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2］。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显著增强中华文明在国际舞台上的感召力与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思想遵循。
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声量越来越大，中国文旅、中国游戏、中国影视、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强势“出海”。例如，“冰雪尔滨”“天水麻辣烫”“浔埔簪花”等地方文化助推“China Travel”持续升级［3］；电影《你好，李焕英》成为首部被好莱坞翻拍的国产喜剧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现象级票房与文化影响力席卷全球；游戏《黑神话：悟空》《原神》等深受全球玩家欢迎；DeepSeek的横空出世轰动全世界。“中华文化热”在国际舞台上的持续升温，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还大幅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华文化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塑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也应看到，传播效能的持续提升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因各国文化差异，易引发国际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理解偏差；其二，传播主体协作不足，难以形成传播合力；其三，国际传播既存在简单移植国内宣传范式的“内宣化”倾向，又存在对传播对象进行“笼统化”传播的弊端；其四，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面临对中华文化充满偏见与敌意的国际舆论环境。因此，亟须通过加强文化阐释、汇聚多元主体、精准定位受众、推动文明共生等路径，应对国际传播中的多方面挑战，全方位、系统性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多维路径
（一）针对内容理解偏差，加强文化阐释
文化差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其中价值观差异、思维方式差异、语言符号差异都会引发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偏差和防范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因此，需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深挖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加强跨文化传播翻译人才培育，从而更富成效地促进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表层认知”向“深层理解”的跃升，最终实现“文化认同”到“价值共鸣”的质变。
1.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部分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与文明优越感，蓄意干扰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通过不择手段地诋毁、抹黑甚至遏止的方式阻碍文明对话。对此，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话语背后是思想，揭示的是道理；叙事背后是事实，反映的是实践。因此，要通过讲道理、摆事实，更好地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蕴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深层智慧，从而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2. 立足中国实践深挖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季羡林认为，综合思维在东方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分析思维则体现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4］。中国倡导的“集体主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较难被西方认同。要想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和丰富意蕴，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到“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从“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到“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3. 加强跨文化传播翻译人才培育
翻译作品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对于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词语、丰富的成语典故以及优美的修辞手法，并且这在其他语言中可能无法找到精准对应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因此可能导致翻译无法传递原汁原味的文化内涵，使许多翻译作品存在直白、误译、漏译等问题，影响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对此，要强化“中译外”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翻译人才激励机制，完善翻译人才评价体系，培养尊重文化差异、强化国情认知、熟练运用外语的跨文化传播人才［6］。
由于中外文化的多重差异，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存在理解偏差的问题。通过加强文化阐释，能够实现从文化差异到文化理解、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的跨越，从而展现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深层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力量。
（二）针对主体协作不足，汇聚多元合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项涉及不同主体、涵盖多元路径的系统性工程。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力量较为分散、薄弱，未能形成工作合力［7］。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需改变单一主体“唱独角戏”的传播模式，转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大合唱”格局，让政府、企业、媒体、个人等多元机构和群体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形成多维度的传播合力。
1. 强化政府统筹，确保形成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8］211。国际传播能力难以在单一扁平渠道上实现全局性增强，必须注重各类传播资源的统筹布局，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引领作用，以全局视角构建科学合理、协同高效的分工格局。
首先，政府应承担顶层设计之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制定科学的整体战略，精准锚定传播目标，筛选国际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合理规划分阶段的传播路径。同时，应加快推进相关规范的制定与完善，为文化传播活动提供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其次，向相关文化企业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财政补贴等资金扶持，简化文化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手续，鼓励更多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输出［9］。最后，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如投资建设文化遗产数字档案、数字文化平台、在线文化教育平台等，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和数字化转换，为国际受众提供线上文化资源学习和教育渠道。
2. 推出文化精品，塑造文化品牌
近年来，中华文化“出海”精彩纷呈、亮点频出，已从武术、节日等单一文化符号的单点突破发展为音乐、影视、游戏、数字IP等多元载体的多维矩阵。《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创下中国影史票房新高，更成为首部全球票房榜前十的亚洲电影；现象级3A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后，不仅在全球引发“西游热”，还带动了山西旅游热。
不过，目前多数文化产品还仅仅停留在“走出去”层面。全球品牌咨询机构Interbrand榜单显示，中国跻身全球百强文化品牌仅华为、字节跳动等7个，且多集中于科技领域，纯文化内容品牌集体缺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亟须各传播主体利用中华文化优势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品牌集群。
例如，《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展现了中国神话IP的巨大潜力，可以通过打通“孙悟空”“哪吒”“白蛇”等神话IP，打造能与“漫威宇宙”“任天堂IP矩阵”相抗衡的中国神话IP矩阵，借鉴迪士尼的经营模式完善文化品牌产业链，提升品牌效应，使中国形象更鲜活、中华文化更深入人心。
3. 立足数字技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西方媒体对中华文化的报道总量偏少且负面报道居多，一些媒体别有用心地对我国进行丑化、诋毁，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需加强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扩大国际传播的声音与渠道，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华文明包罗万象的铿锵之声。
河南国际传播中心打造的传播矩阵颇具代表性，其搭建的“三网一端”立体平台涵盖英文官方网站、配套App、河南省政府网站英文版和大河网英文频道， 并在X、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开设了10余个官方账号；组建由外籍人士构成的“海外推荐官”团队，强化与各省市相关单位、中央级媒体、海外本土媒体的深度协作；精心打造特色品牌栏目，策划“爱河南·中原行”系列实地采风体验活动。这些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成为外界了解河南历史底蕴与现代风貌的重要窗口［10］。河南国际传播中心的实践印证了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破局之力，通过技术赋能、渠道织网、内容深耕的三维联动，中华文化得以开辟文明对话的新维度，以应对西方舆论的围堵。这一传播范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当更多城市以数字技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将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综上，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并非一域之役，也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多方协同、久久为功，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也要广泛汇聚民间的磅礴伟力，更要深度依托数字技术，通过统筹多元主体，发挥各领域优势，形成强大的国际传播合力，助力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更广泛、更深远的传播。
（三）针对对象定位模糊，精准定位受众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忽视内外差异的“内宣化”倾向，内宣以凝聚国内共识为核心，而外宣则需要适应跨文化语境，促进国际理解与认同［11］。然而，当前国际传播的部分内容仍简单套用内宣模式，反而加深了国内民众与国际受众的隔阂和误解。二是缺乏精准投放的“笼统化”倾向，大水漫灌、千稿一面的单一表达方式，忽视了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和受众需求，难以引发目标受众的共鸣，甚至导致传播效果适得其反。行之有效的做法是根据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受众群体的特点，实施差异化精准传播，通过区域化、分众化、本土化的多元叙事策略传播中国故事与中国声音［12］。
1. 构建区域化传播范式
国际传播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区域及受众在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认知习惯上的显著差异，避免“一刀切”的粗放式传播模式。
以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为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历史长河中与我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播过程中可以着重挖掘历史渊源、民俗传统等方面的共同点，通过拉近与当地受众的距离，使他们更加乐于亲近与接纳中华文化。针对与我国经济合作紧密的国家，需巧妙借力频繁的经贸往来契机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可在贸易洽谈会期间设置传统文化展示区，潜移默化地增进这些国家受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而在面向更注重个人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时，传播策略应聚焦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智慧内核，着重凸显中华文化中尊重差异、倡导共存的价值理念，以此促进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
2. 打造分众化内容矩阵
不同群体展现出不同的媒介消费习惯与信息接收偏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以每个群体的个性需求为导向开展国际传播。
例如，以95后、00后为主体的“Z世代”成长于数字时代，他们的生活与数字媒介紧密交织，获取信息、社交娱乐、表达自我均依托各类数字平台。鉴于此，可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国风游戏等载体传播中华文化。而中年群体对信息的获取有着更理性、更深入的需求，可以借助专业的文化论坛、深度文化报道以及制作精良的文化纪录片等形式传播中华文化。老年群体时间相对充裕，且更倾向于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对情感连接的需求较高，可以采用文化交流活动，如在海外华人社区举办中华传统节日庆典等，不仅能让海外同胞重拾故乡记忆，还能为外国友人提供近距离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情感传递中跨越国界与年龄，实现更广泛的国际传播。
3. 创新本土化叙事体系
要善于运用讲故事的方式，采取不同的叙事视角，讲好个体故事，激发情感共鸣，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文化传播增强共情与真实感，使中国故事为更多国际受众所认同［13］。
例如，李子柒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用镜头记录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农家生活，通过展示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场景和具体的劳作过程，吸引了大批海外网红博主模仿。外网拥有3000多万粉丝的美国00后网红“甲亢哥”用“中国行”讲述最真实的中国故事，这种接地气、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引发了中外网友的情感共鸣，让跨文化传播变得更加轻松和有趣。李子柒传递的传统生活美学与“甲亢哥”展现的现代中国活力，虽然视角不同，但共同指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挖掘不同文化间的“价值公约数”，让个体故事承载普遍情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走向世界。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唯有打破“内宣化”的思维定式与“笼统化”的传播惯性，从区域化传播的“一国一策”到分众化内容的“量体裁衣”，再到本土化叙事的“以小见大”，每一步都需以受众为中心、以真实为底色、以创新为驱动。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能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
（四）针对西方话语霸权，推动文明共生
当前，西方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势头上升，使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处于以冲突迭起、危机频现、隔阂重重为显著特征的时代困境［14］。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国力日益增长、国际地位日渐显著，尤其是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往往被西方话语体系视作对立存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不一而足，这些充满偏见与敌意的国际舆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巨大障碍。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需主动作为，竭力营造公平正义的舆论环境，实现对西方渲染“文明冲突”的正本清源。
1. 提升国际舆论引导效能
在实践中推动国际传播从“照着讲”向“领着讲”转变，能够提升我国国际舆论引导效能，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一，要将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斐然成就作为逻辑主线，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把中国经验、中国理论转化为可供世界各国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二，要主动设置议题。在涉华舆论场上，通过精心策划核心话题，及时、全面地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立场主张以及中国为全球共同发展所作的贡献，通过贴近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三，积极参与国际传播规则的制定，改变西方主导的传播格局，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取更多话语权，掌握“发球权”，让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广泛的倾听与认同。
2. 强化国际舆论危机应对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别人乱说我们一通，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8］209。因此，首先，要通过加强对涉华国际舆情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强化危机应对机制，破解舆论围剿，建立“快速反应”辟谣体系。其次，面对涉及我国国际形象的负面舆论时，要坚定立场、坚持事实依据、坚持主动公开，科学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最后，要借嘴说话，借筒传声，针对部分西方国家的恶意诋毁，可邀请对华友好的外国媒体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友人帮忙发声，集中力量抨击负面舆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以央视的《国际锐评》栏目为例，在国际舆论场的激烈博弈中，该栏目始终站在舆论斗争的最前沿，每当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或负面舆论出现时，便迅速出击，以事实为依据，主动发声亮剑，鲜明表达中国态度与立场［15］。
3. 构建多元共生国际传播格局
马克思、恩格斯曾阐明文明对话交流的未来走向，即构建“文明共同体”。一方面，要以开放姿态积极构建世界多元文明对话平台，携手全球不同文明体共同打造文明互鉴典范，充分依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推动非西方媒体联盟建设，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方案的国际化表达，打破西方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垄断。另一方面，着力提升国际话语联盟的协同能力，依托历史纽带、战略协作及经贸合作等多元基础，凝聚在国际话语领域的友好国家、群体及人士，通过对话平台推动国际话语格局的多元化发展［16］。例如，积极构建“全球南方”文化传播共同体，深化与亚非拉国家的文化合作，减少对西方传播渠道的依赖，推动构建更加多元和谐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围堵与“文明冲突论”的喧嚣，提升国际舆论引导效能、强化危机应对机制、构建多元共生传播格局，这三重突破能够彰显中国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战略定力与文明共生的东方智慧，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支持。
三、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独特的东方智慧和人文魅力，正逐步突破文化壁垒，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受众的接受与认同。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仍面临诸多传播阻力，这些阻力存在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以及国际舆论环境等多个维度。
为构建更具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快更深入地走向世界，针对以上传播阻力，可以加强文化阐释、汇聚多元主体、精准定位受众、推动文明共生，通过这四条路径的协同推进，能够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质变，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的文化动力。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业者充分认识到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阻力，采取切实有效的路径，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