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维系民族根脉、坚定文化自信的战略工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部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重点任务。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明确要求地方制定配套法规，为保护工作提供法治保障。西安作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中华文脉的核心记忆，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等重大遗址串联起千年文明脉络。通过地方立法固化保护经验、强化制度约束，既是贯彻落实国家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更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使命所在。

2024年1月施行的《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为全省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提供了上位法依据。西安作为全省历史文化保护的核心区域，肩负着引领示范的重要使命。原有市级法规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保护需求，修订《条例》有助于主动对接省级法规要求，细化实施举措，补齐制度短板，构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保护法制体系。

当前，西安城市发展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文化赋能成为关键路径。近年来，西安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文化、科技、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但也面临规范缺失、业态同质化、权益保障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此，本次《条例》修订坚持“以用促保”理念，通过立法明确活化利用的原则、路径与保障，规范并引导利用行为。在坚守保护底线的前提下，着力释放历史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统筹好保护、发展与民生等多重关系，为西安高质量发展夯实文化根基、注入持久动力。

《条例》作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法规，系统细化国家和省级相关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明确了政府及部门职责，设立了保护体系、规划编制、保护措施、传承利用等关键内容的章节条款，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构建了覆盖保护、管理、利用、监督全过程的法治框架， 进一步完善了西安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法规体系，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条例》充分吸纳西安在大遗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建立了涵盖资源调查评估、先予保护、名录管理、保护责任人、体检评估等全流程的保护管理制度，着力解决以往保护体系不完整、权责不清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及保护责任人的法定职责，构建协同联动的监管机制，有效破解了多头管理、协作不畅的难题，全面提升了保护工作的整体效能。

《条例》坚持“严格保护、合理利用”原则，通过制定保护利用正负面清单、拓宽活化利用路径、强化技术支撑等措施，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建设、文旅发展、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同时，《条例》明确加强跨区域协作，联合开展丝绸之路、秦岭古道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为西安探索“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路径提供了法治引领，最终服务于城市文化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条例》紧扣西安“山、水、塬、田、林、岗、池、城”相协调的自然历史格局，系统性强化对自然山水格局、历史城区、历史轴线及大遗址等的系统保护，从而完整传承古都营城理念和历史文脉。通过立法固化这些关键保护措施，有效防范建设性破坏，彰显西安3100多年建城史与1100多年建都史的深厚底蕴，最终夯实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代表城市的根基。

《条例》共七章八十二条，重构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框架，核心内容与创新亮点如下：

一是拓展名城保护对象范围。按照“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原则，强化名城系统性、整体性保护。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自然山水格局、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的保护管理，突出西安自然与历史文化交融的城址格局、历史轴线、台塬地貌等特色内容，实现“应保尽保”。

二是明确重点保护区域。以彰显西安历史文化特色、展现古都风采、延续中华祖脉为目标，明确重点保护区域，历史城区涵盖西安城墙区域及以内完整片区，重点保护“棋盘式”路网格局、三条历史轴线等要素；对北院门、三学街、七贤庄等历史文化街区实行分类保护，对大遗址重点保护其格局、遗迹及依存的地形地貌。

一是构建层级分明的责任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明确市人民政府统筹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区县人民政府落实本辖区保护管理主体责任，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日常巡查管控职责，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责任传导到位、工作落实到底。

二是细化部门职责分工。强化与文物、住建、城管、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快构建职责清晰、流程规范、协同高效的保护管理机制。厘清各部门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规划编制实施、活化利用、监督检查等的具体权责，避免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和监管空白问题。同时，加强对各区县、镇街以及历史建筑所有权人、使用人的指导督促，推动各方切实履行日常巡查、维护修缮、安全管控等主体责任。

三是健全多元公众参与机制。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与公众意见征求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对重大保护事项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支持单位和个人推荐有保护价值的文化资源，有权投诉举报违法违规行为。鼓励公民、法人等以设立基金、投资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支持建立公益性组织与志愿服务队伍，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

一是刚性传导规划约束。确保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将保护要求纳入详细规划，严格落实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管控要求，守护好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切实强化规划的刚性约束效力，确保保护规划落地见效。

二是从严建设活动管理。严格执行建设活动管理规定，重点加强历史城区新建、改扩建建筑的高度管控，明确并严守通视走廊及其两侧建筑高度要求，保障重要地标与景观节点的视觉通达。

三是实施分类管控措施。针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不同保护对象，分别制定管控措施，明确其保护范围、管控重点与建设限制，实现精准保护与科学管控。

一是明确利用原则与清单管理。坚持“以用促保、以保促传”，制定保护利用正负面清单，引导并鼓励依托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发展文创、科创、旅游等特色业态。

二是拓宽活化利用路径。在严格保持风貌与安全的前提下， 支持历史建筑、工业遗产通过加建、改建等方式适应现代使用需求，并可依法进行抵押、转让、出租。同时，积极引导利用历史建筑开设博物馆、纪念馆、老字号店铺，推动工业遗产改造为特色街区、文创园区等。

三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支持传统技艺、民俗、医药、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与展示，鼓励设立传承场所，开发特色文化产品与服务，将非遗有机融入当代生活与旅游体验，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动静结合的历史文化全景展示体系。

一是建立保护名录制度。明确制定动态更新的保护对象名录，载明保护对象名称、位置、历史价值等核心信息。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加快推进保护对象档案归集与数据库建设，提升保护利用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

二是建立先予保护制度。对普查发现或群众推荐的具有保护价值但未列入名录的对象，立即启动先予保护程序，明确保护责任人并落实保护措施，禁止损坏或拆除，并要求一年内完成认定，确保文化遗产“不漏保、不误拆”。

三是建立保护责任人制度。坚持精准赋责，针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各类保护对象，逐一明确对应的保护责任人，通过清晰界定责任主体，实现保护责任精准传导与刚性落实，确保每处保护对象都“有人管、管到位”。

四是建立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制度。明确要求在实施更新前，必须开展历史文化资源专项调查评估，系统梳理资源状况，形成应保尽保的资源清单。并规范调查评估流程与标准，形成调查评估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法定依据。

五是建立名城体检评估制度。建立年度自评估机制， 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状况进行常态化“体检”，形成评估报告并对发现问题限期整改， 实现保护工作的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持续提升保护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