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关键攻坚期，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正通过全要素配置优化、产业体系协同、数字转型驱动三大机制，深度重塑我国文化产业的底层逻辑与发展范式。“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要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人民立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数智赋能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构建高水平复合型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秦会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范建华，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一部署意义重大且深远。“十五五”时期既是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关键攻坚期，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文化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站稳人文经济学的价值立场，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发展升级注入核心动能，切实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幸福产业、民生产业。
回顾“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秉持“双效统一，社会效益优先”与“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通过数字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方式，从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发力调结构、优业态，探索出一条以创意创新为内核、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化发展路径，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数字技术驱动下，文化产业实现了全产业链的重塑，数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数字内容创作、数字服务供给、文化文物保护等领域的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加速衍生。例如，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超6.82万亿元，收入增长贡献率为81.6%。同时，文化产业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初步实现了量与质的双效提升。2024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34.4万亿元，营业收入突破19.14万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近4.5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约6.21万亿元，增长了38%，占GDP比重从4.43%提升至4.61%，提高了0.1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从2020年的6.0万家增至2025年的8.2万家，营业收入从约9.85万亿元增至15.21万亿元，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1.37万亿元，且在43个行业中类里有40个行业中类实现盈利。这组数据充分印证了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同时，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显著增强，文化出海模式从单点、单类探索向集群式出海转变，2023年中国文化类APP出海营业收入占全球近38%，稳居全球第一。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整体向好的背景下，区域发展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突出。东部与西部的营业收入差距从2020年的6.49万亿元激增至2025年的10.88万亿元，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负增长。区域不均衡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恐将制约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中美软实力博弈进入关键阶段，国际文化秩序加速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VR/AR、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推动文化生产向“人机协创”智能化跃迁，文化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成为产业提质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需锚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战略定位，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核心抓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构建数智化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为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战略定位
“十五五”时期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文化产业肩负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文化强国根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凸显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战略定位，这是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
（一）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是文化产业天然具有的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决定了其作为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纽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既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也会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一方面，文化产业能够通过市场化机制创造经济价值，助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承载着价值引领、精神滋养和文明传承的功能，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领域。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以人为本”“投资于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与服务，通过内容生产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互促共进。二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人文经济的核心是推动人文与经济的互动互化，将文化与经济融入人的全面发展过程，落脚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为文化产业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学注重“科技向善”，要求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平衡效率与公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同时以人文精神引导算法赋能文化创作，以分众传播强化思想引领，整合提供多样化、高品质产品与服务，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求、情感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更重要的是，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助力推动城乡文化供给要素流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以丰富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为城乡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以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题中之义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一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产业作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精品力作传播主流价值，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能够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二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产业繁荣是文化领域创新创造活力的生动体现，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要抢抓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尤其是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推动文化产业跃迁的关键变量，持续加快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在体量和质量上实现关键突破，将文化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三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举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和格局深刻变化，我国需从战略高度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我国文化产品的符号标识与文化品牌，着力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有效拓展我国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三）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价值。进入“十五五”关键时期，文化产业以其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等特点，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优化区域协同的重要引擎。一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夯实高质量发展核心动能的关键。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文化生产要素的质态跃迁，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其本质是以“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新型生产力形态，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系统性革新，数据要素成为实质性的文化生产要素，并催生出数字文博、元宇宙文旅等文化产业新业态，推动文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加速产业结构向创新驱动转型。二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扩大内需、激活市场的重要引擎。我国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蓬勃涌现，文化消费快速迭代升级，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提振信心的新亮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955元，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67.8%。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呈现出个性化、体验化、品质化的显著特征。例如，作为文化消费主力的Z世代，注重及时性的情感满足与构建性的身份认同，更偏重通过消费体验来建立情感连接。2024年上半年，拉布布(LABUBU)爆火，从圈层IP跃升为现象级潮玩，正是因为它跳出了传统的“生产—销售”产品链，构建了一个用户深度参与的生态圈。新的消费模式正从“需求牵引供给”转向“供给创造需求”，进而拓展了文化消费的空间，激活了市场消费潜能。同时，文化产业带来了可观的多元业态消费联动效应，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游戏及相关产业经济规模超12250亿元，国内游戏市场及我国自主研发游戏出海销售收入达4972亿元，带动手机等智能硬件设备销售、云服务、IP衍生品等关联经济规模约5548亿元，辐射文旅、展会、影游改编等领域经济规模超1730亿元。三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国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尤其是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上呈现明显梯度递减格局。面对数字鸿沟、资源聚集、转型困难等难题，要“统筹用好中央对地方文化领域转移支付资金，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充分发挥文化产业联动属性，打破“削峰填谷”式区域均衡发展思维，构建全国统一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通过地域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跨区域产业联动与人才共享、城乡文化资源均衡配置、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文化产业构建现代协同发展新范式，在高质量发展中真正实现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
三、“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正深度重塑中国文化产业的底层逻辑与发展范式，成为引领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通过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态跃升，突破传统生产力对资源、技术及劳动方式的路径依赖。这一质态跃升具体表现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协同共振，进而催生文化产业的新模式、新动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倍增。基于此，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全要素配置优化、产业体系协同、数字转型驱动三大机制，系统性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全要素配置优化机制：生产力内核的质态跃升与文化生产范式重构全要素配置优化机制，即通过推动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资料数字化革新以及劳动对象范围扩展，实现要素内部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系统驱动文化产业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传统模式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新模式转型，实现要素间的协同共生与循环进化。一是推动劳动者从技能执行者向复合型创新主体提升。AIGC技术的应用倒逼内容生产者突破传统单一技能的限制，消解对传统创作经验的依赖，转向以创意创新为主导的“文化创造力×算法驾驭力×数据叙事力”高复合型素养能力结构，即内容生产者需要兼具人文素养和算法素养，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协同创作，实现创意与数据逻辑的融合。例如，在设计领域，AIGC图像技术自GAN的出现至StyleGAN、Midjourney技术迭代，再到实时AI图像生成技术逐渐重塑设计流程和行业生态。AI从辅助工具演变为设计师的创意伙伴，不仅替代了手工绘制与调整优化环节并实现智能迭代，更重要的是成为设计师头脑风暴的得力助手，通过海量素材拓展创意疆域，实现创意美学与数据逻辑的深度融合。二是推动劳动资料从实体工具向智能工具体系革新。传统劳动资料依赖于产品制作设备、存储介质、传播载体与展示平台等实体工具，而数智技术实现了AIGC、数字孪生、云端协同、XR设备等虚拟工具替代，协同共创能力增强以及智能工具生态系统构建的多重转型。劳动资料的演进极大提升了文化生产的效率、拓展了文化创意的边界，从根本上重塑了文化创作、生产、消费、传播的全链条，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向个性化、沉浸式、交互性的全新范式演进。例如，数字孪生技术可通过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建模，构建数字化、可永久性保存、沉浸交互的数字孪生体，实现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传承与弘扬，同时区块链技术凭借其不可篡改及可追溯的特性，为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确权、交易、维权等提供技术保障。三是推动劳动对象从实体资源向数据要素拓展。新质生产力极大程度上解放了文化生产对象，从文化资源、物质载体与实体场所转向文化数据体系，包括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文化内容数据、用户消费行为数据、文化市场数据及创作传播环境数据等，这些数据通过采集、确权、标准化处理，转化为可交易、可开发转化利用的文化数据资产。同时，文化数据要素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正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创作逻辑，即其以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值的特性，打破了传统物质资源的稀缺性约束，推动生产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意驱动型转变，实现“数实融合”的边界延伸。例如，敦煌研究院长期致力于将莫高窟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与文化数据资产转化，其“数字敦煌”十年实践完整呈现了从实体资源向文化数据体系的演变。自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实现了30个敦煌石窟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并向全球开放；到“云游敦煌”小程序推出“点亮莫高窟”“敦煌动画剧”“敦煌诗巾”等互动项目，推动数据资源的活化与公众共享；再到2022年推动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正式将敦煌数字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确权、可授权开发的文化数据资产。因技术革新破解开放共享中的版权保护难题，使得文化遗产数据被授权应用于游戏、动漫、数字文创等多个领域，激发出社会化的创意生产，实现了数据驱动创意、数字延伸实体的新生产逻辑。
（二）产业体系协同机制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体系协同机制，即通过深化文化产业内部各细分领域的有机联动，同时依托“文化＋”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而系统的动力。一是文化产业通过内部协同机制，形成以IP为核心、以数字媒介为联结纽带的生态网络，通过打破文学、影视、游戏、动漫等细分领域的界限，推动IP在不同领域不同媒介之间转化，实现价值整合与提升。同时，技术标准化和数字资产本身的可流通性也为产业协同奠定了基础，即通过统一接口、数据与平台标准，降低了跨领域协作的技术门槛，促使创意内容被确权、交易和重组，通过将创意资源转化为可组合、可交易的生产要素，实现文化产业数字资产价值最大化。二是文化产业通过外部协同机制，构建“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从产业特性看，文化产业具有“无边界性”，自身的产业链条长，与其他产业的联动性强，具有天然的产业融合特性。随着文化发展政策逐步完善，跨主体、跨领域、跨要素、跨平台、跨地域的协同联动向纵深发展，“文化＋”科技、工业、农业、金融等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出覆盖全产业链的多元新业态。“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新时代文化需求的双向选择，文化为科技创新注入文化元素与价值导向，科技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促进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催生网络出版、网络直播、长短视频、沉浸式体验等文化新业态。“文化＋工业”的深度融合，主要突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融合，提升新产品外观功能设计和研究开发能力，不断创新策划，以创意导向增加消费品的符号价值、文化内涵，实现一般商品的功能性价值向意义消费、文化体验跃升。2025年工业文化发展呈现全方位跃升态势，以遗产保护为根基、产业融合为路径、创新驱动为核心、科技赋能为引擎，构建起多元协同的发展新格局，形成“文化＋工业＋体育＋旅游”“文化＋工业＋金融”等融合发展模式，工业设计赋能冰雪经济、低空旅游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同时，“文化＋”产业助力城乡社会发展，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乡，通过挖掘城乡文化内涵，培育城乡节庆、民俗及特色文化活动品牌，彰显文化底蕴和独特气质的城乡精神，构建各具特色的城乡风貌，赋能城市系统性更新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规避“千城一面”与乡村“空心化”问题，创建有历史厚度、社会温度、地域特色的高品质人居空间，实现城乡经济价值、人文品质、宜居环境、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
（三）数字转型驱动机制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转型驱动机制，即以数据为关键要素，通过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多层次、系统性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生产、传播、消费各环节的变革，实现文化产业从资源驱动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驱动与创意驱动。一是从文化创作环节看，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主体与生产方式。基于AI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普遍应用，文化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海量的文化数据成为文化创作资源，文化生产主体从单一创作者转向人机共生的数智化创作。同时，文化创意也从传统的个人经验灵感中脱离出来，转向基于数据与算法对用户偏好与文化趋势洞察而生成的数智创意新模式。二是从文化生产环节看，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实现了文化生产全过程的数智化，智能生产流水线和虚拟制片工艺等极大提升了文化生产效率，降低了内容生产成本，缩短了制作周期。数字平台可以打破传统企业架构，形成跨地域、大规模、细分化、全流程的专业分工协作格局，呈现更加扁平化、分布式的特征，进一步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推动文化产业创意技术集约化发展。三是从文化传播环节看，VR/AR/MR、元宇宙等数智技术创造了沉浸式、交互式的传播场景，推动人机交互体验升级，同时突破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限，重构了文化内容与受众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文化传播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可实现精准流量分发，即基于平台的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及实时反馈等技术有效将文化内容与目标用户实现精准匹配，同时用户可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弹幕等方式参与文化传播过程，甚至可以反向推动文化内容叙事的动态调整，由此实现文化传播从传统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模式。四是从文化消费环节看，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消费边界，拓展了文化消费场景与消费内容，促使文化消费行为演变为一场文化供给者与文化消费者情感共鸣、价值共创、精神共舞的狂欢。其实，文化消费持续走热的背后一直潜藏着文化消费的多元化需求与文化产品同质化供给之间的矛盾，且“十四五”期间这一结构性矛盾呈现日趋加剧的态势。从“哈尔滨冰雪旅游”“淄博烧烤”到“有风的地方”“榕江‘村超’”，一个个极具符号辨识度的文化“爆点”突然走红，形成了现象级的“一个点带火一座城”模式。这些“爆火”事件映射出文化消费的核心已不再是对文化商品的购买，而是转向追求一种打卡式、沉浸式的集体情感体验，其实质是一种强属性的情绪消费、精神消费。而情绪消费的天然弱点在于其波动性与不可持续性，容易陷入“昙花一现”的流量困境，要破解“流量”如何转化为“留量”的难题，关键在于利用数智技术构建一个能动态预测需求、精准及时响应、个性化叙事的文化消费系统，以有效弥合情绪消费的盲目性与偶然性。
四、“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面对数智时代的新趋势与新要求，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须以系统思维统筹部署，强化方向引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动数智技术全方位赋能文化产业，构建现代化、数智化文化产业体系，深化“文化＋”融合发展，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建成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站稳人民立场
“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根本政治保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深刻把握并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推动文化产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凝聚民族精神、赋能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稳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要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文化产业规划及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确保文化产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发展。面对国际话语权争夺白热化、世界文化激荡加剧以及数字科技的隐秘操控，更需要强化文化领域党的建设，确保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二是要发展人文经济学，站稳人民立场，实现文化产业的双效统一。“十五五”时期要更加注重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充分彰显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地位，确保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真正由人民共享，赋能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三是要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推动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路径，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挖掘阐释，让文化遗产成为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要运用好数字技术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活化再造，创新现代表达方式，发展数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实现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时尚的完美融合。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旨在通过党的全面统筹引领制度供给，以治理现代化驱动文化产业向适应数字时代优化转型。“十五五”时期，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壁垒，聚焦主体协同、制度创新与市场效能三重维度，既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又释放产业活力，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可持续的制度动能。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文化产品生产、传播环节需严格进行内容导向把关机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构建文化产业自主研究体系，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改革，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机制与评价体系。二是强化主体协同，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需厘清党委、政府、市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明确权责边界，党委负责方向引领与政策统筹，政府侧重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文化企业聚焦创新创造与市场竞争，社会组织参与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探索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扁平化管理体系，健全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管理机制，统筹协调文化、科技、财政等部门资源，制定统一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标准。三是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一体化、两分开”运行机制，完善事企分开、权责明确、运作协调的管理体制。实施国有文化企业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融媒体平台建设、数字出版、影视制作、文化大数据等核心主业和优势产业集中。落实“非禁即入”原则，破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隐性壁垒，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化科技创新、文旅融合等领域，培育专精特新中小文化企业。完善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评价考核体系，将内容质量、文化影响力、用户满意度纳入核心指标。同时，要健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文化产品内容审查与动态监管体系，对AIGC、元宇宙等技术应用需制定包容审慎的监管规则，明确数据安全、伦理边界与法律责任。
（三）数智赋能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十五五”时期，以数智化赋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产业全链条，以科技创新驱动业态焕新、场景再造、需求激发与主体培育，带动文化产业向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升级，系统性优化产业生态。一是构建数智化文化产业新生态，以数智技术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加快推动数智技术与传统出版、影视、演艺、工艺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健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体系，构建分级分类、系统化、标准化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加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重点发展数字出版、定制化印刷、网络视听、云演艺、数字艺术展览等新业态，同时加快推进全国重点景区、文博场馆、历史文化街区等文旅设施智慧化全覆盖，运用全息投影、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造文化消费新空间和新场景。二是夯实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优先加快6G、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布局，支持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数智技术在文化创作、传播和消费各环节中的应用，重点支持基础型创新研究与新技术开发应用，加快推动实体资源向数字资产的转化，鼓励文化企业拓展数智文化发展空间，打造更多数字化应用新场景。三是培育数智文化产业新型生态主体，打破传统资源分割、信息孤岛的现象，构建以价值共创为导向的开放性文化产业生态系统。应鼓励支持龙头文化企业聚焦基础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共性平台建设，通过开放式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源共享技术、数据与算法，赋能其深耕垂类文化内容创作与细分市场服务，以此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产业链高效互补的格局。同时，针对微型文化市场新主力，需鼓励、规范、赋能并举，构建“小微主体友好型”支撑体系，将技术赋能激发出的个体创造力，有序转化为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十五五”时期，“文化＋”深度融合进入“文旅＋百业”“百业＋文旅”3.0阶段，其在农业、体育、康养、旅居、商贸、交通等行业的乘数效应将进一步释放，在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提振信心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将更加显现，文旅产业将会真正成为国家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一是推动“文旅＋农业”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充分挖掘各地田园风光、农耕文化、民俗技艺、历史记忆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鲜明标识和情感温度的文旅产品，推动“村字号”文体活动、艺术乡建行动，释放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聚焦盘活存量、跨界融合、利益联结，摒弃大拆大建破坏乡村原生环境的做法，利用闲置农房、传统村落、老旧厂房等载体，实施“微改造、精提升”，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体育等多产业联动，积极发展农事体验、观光旅游、科普研学、户外运动、民宿旅居等新业态新产品，实现乡村单一农业生产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转变。同时，鼓励推广“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模式，引导村民以资产、资金、技艺入股，形成利益共同体，打造“闲置农房租赁获租金、参与服务得薪金、资源入股分股金”模式，让农民参与分享文旅发展红利，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二是推动“文旅＋体育”深度融合，构建以品牌赛事为核心的协同发展体系。当前各地正积极探索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路径，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与短期性冲动，需因地制宜，依托山海、山地、冰雪、民族体育等地域特色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赛事文旅IP，构建差异化赛事场景与文旅生态。围绕核心赛事IP，联动开展文化集市、民俗展演、美食嘉年华等配套活动，形成“一节带多业”联动效应，同时强化体育赛事的社交属性，搭建运动员、游客、观众、当地居民等全民参与和交流的互动平台，规划建设“主客共享”的体育旅游综合体、户外运动营地、徒步骑行绿道等基础设施，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生态，推动体育装备制造、旅游服务、文化创意、健身培训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真正实现体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推动“文旅＋旅居”深度融合发展，赋能文旅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旅居”超越一般性短暂观光，追求中长期在地化生活体验，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高级形态，催生出数字游民社区、艺术家驻地、候鸟式养老等新业态，促进了人才、信息、资本等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双向流动。近年来，旅居这种“住进风景里”“在地生活消费”的新型生活方式与消费形态蓬勃兴起，为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更为文旅转型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抢抓旅居发展机遇期，探索一种注重科学规划与多元主体协同、兼顾存量资源活化与人力资本激活的发展模式，推动符合发展条件的省份加快编制旅居发展规划，积极探索闲置资源盘活、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措施，充分挖掘旅居人才赋能地域发展的在地化优势，制定“旅居人才”专项计划，主动吸引数字游民、艺术家、退休专家等旅居人才群体，同时完善社区治理，营造和谐共生、主客共享的社区环境。
（五）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人才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十五五”时期，要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加快构建分类别、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一是明确数智时代对文化产业人才的新要求。数智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复合型文化人才成为关键。产业发展亟需具备文化素养、数字工具能力与商业运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人才角色需从单一创作者升级为能够统筹策划、技术、运营的项目组织者，以破解“叫好不叫座”与同质化难题。同时，必须兼具国际视野与在地化能力，懂得运用国际叙事传播本土文化，切实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二是构建分类分层的文化产业精准培养体系。针对创意研发类人才，重在培养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蕴，引导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打造兼具时代气息、情感温度与市场活力的文化产品。技术应用类人才是文化产业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关键执行者，需定位为“文化科技工程师”的核心，通过产教融合与项目制模式，培养其将数智技术创造性应用于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全过程的能力。经营管理类人才需向文化战略家转型，强化其文化洞察力、商业运营力、科技理解力与国际视野，要打造一支既能坚守文化初心、又能带领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一流的领军型企业家队伍。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打通“引育留用”全链条。改革评价激励制度，建立以价值、效益、创新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探索协议工资制、知识产权入股等收益与贡献挂钩的分配机制。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推广柔性引才模式，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特殊调配制度，通过“人才东助西进”计划引导东部智力资源向中西部文化产业集聚地倾斜。同步完善人才信息库与服务保障体系，搭建国际协同平台，实施国家文体人才重点项目，营造吸引人才、成就人才、留住人才的良性生态，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五、结语“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攻坚期。面对数字技术新一轮变革、全球文化格局深度调整与国内文化消费持续升级的交织形势，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选择。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数智技术和创新性要素配置，正从底层逻辑上重塑文化产业的发展范式，其通过全要素配置优化机制、产业体系协同机制、数字转型驱动机制，深刻变革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各环节。基于此，“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要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拓展新场景、培育新主体，构建数智化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融合发展，精准把握数智时代文化人才需求变化，着力培育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真正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产业基础与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