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这一重要论断，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不仅是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重大论断的深化发展，还是新时代筑牢文化自信、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路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中，为文化自信立根、铸魂、赋能。

“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回答了文化自信“何以可能”“何以持久”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既要确保理论扎根中国土壤、解决中国问题，又要让理论承载民族基因、彰显文化魅力。“第二个结合”破解了“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体用之争”，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无论是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还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特色的彰显。当这些特色上升为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思维、传统智慧、价值取向、生态理念、文明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便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认同性，赋予中国道路以历史纵深。“第二个结合”通过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明底蕴，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二个结合”蕴含内在深层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深度结合，根本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理论契合、价值共鸣与方法贯通。

一是理论层面的契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资本逻辑带来的文化异化，倡导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先秦时期孕育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社会的深切向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诞生的时空背景不同，但是在关注人的解放、社会的公平、道德的提升等根本性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的立场指向。

二是价值层面的共鸣。《共产党宣言》揭示了文化终将朝着世界的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自强不息”注入了科学的方向和制度性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奋斗品格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心理支撑。“愚公移山”与“精卫填海”，“卧薪尝胆”与“闻鸡起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体现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包容精神，为正确处理文化差异提供了有效方略，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冲突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是方法层面的贯通。《德意志意识形态》构建起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强调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理解社会历史，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理论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基础亦出自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实事求是精神与“格物致知”传统、矛盾分析方法与“一阴一阳之谓道”朴素辩证法思想，体现出实践观与“知行合一”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贯通。

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筑牢文化自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学理研究固其本，以“两创”实践活其用，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筑牢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

一是在深化理论阐释中加强“第二个结合”的学理研究。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通过概念对照、命题会通、思维转化，揭示二者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价值，重点推进经典文本的对照研究与范畴提炼。围绕“结合”的前提、过程、成果、机制等设立重点研究课题，组织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设立重大研究专项，搭建交叉学科学术平台，激活、重构、转化经史子集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重大理论命题的专题研究与跨学科整合。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与历史纵深，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理框架，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充分体现“第二个结合”的学术解释力和理论说服力，建构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知识体系。通过经典阐释、专项研究、框架形成，为筑牢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二是在推动“两创”实践中跟进“第二个结合”的治理转型。重塑视听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及技术赋能创意的新型文化生产传播生态，以跨主体、跨时代、跨地域和跨媒介的多元改编形式，激活并丰富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一池春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借助技术革新、政策红利与产业转型共同推动沉浸式体验的爆发式增长，保护好、运用好革命文物、历史遗迹、非遗项目等文化资源，拓展沉浸式体验、场景消费等新型文化业态，保护与复原文化遗产，打造出“可体验的中国文化”。突破创新、传承、传播困境，跨越技术壁垒、时代鸿沟及地域界限，构建“社交媒体的广度+垂直平台的深度+公共服务的厚度”文化传播矩阵，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息化转型。通过内容创新、技术赋能、平台支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技术条件和传播环境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切实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