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传媒》2026年第11期。
【摘要】新大众文艺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活跃形态。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形成独特的传播机制，主要在于技术、理念与文化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技术赋能为其传播形态创新奠定了媒介基础，推动参与式、沉浸式和智能化传播不断发展；群众路线为其传播路径革新提供了理念引领，使其呈现出更加鲜明的“自下而上”的扩散逻辑；根植传统为其当代传播注入了绵延不绝的文化动力，推动其实现跨文化、跨媒介传播中的高辨识度与广共通性。由此，新大众文艺的传播生态进一步走向数字共生，最终呈现出传播内容共创化、全民数字主体化与传播环境弥散化相互交织的整体图景。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两个结合”；文化传播；数字共生；媒介转型
“两个结合”为中华文明的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道路指引。在其视野下，“新大众文艺”正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及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强调“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2024年，《延河》编辑部首倡“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并发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提出“新大众文艺，真正回到大众，大众写，写大众，大众享用，鼓舞大众”，引发热议。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为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政策保障。在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规律成为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技术赋能下新大众文艺文本的传播特征
在互联网、媒介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驱动之下，传播的参与性、沉浸感与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日益成为新大众文艺传播形态中的核心特征。
1.参与式传播：以“可写性”延展文本的社会生命。
在新大众文艺的传播场域中，原始的、由职业创作者提供的文艺文本一旦进入网络，便成为可供无限次利用的“可写性”文本。弹幕互动、同人写作、二创视频，大众的参与给新大众文艺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亨利·詹金斯等学者基于参与式文化提出“可传播性（spreadability）”的概念，意指“使受众能够出于自身目的分享内容的潜能”，用以区别于传统的用浏览量、停留时间等指标来计量的黏度模型。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传播的重点从平台对用户注意力的占有，转向用户基于兴趣、认同和情感驱动所展开的主动扩散。
对于新大众文艺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仅是内容被多少人“看到”，而是它能否激发大众跨平台追看、讨论、推荐、分享，甚至围绕原有内容继续创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艺作品的社会生命被不断延长，其意义边界也在大众的再阐释和再生产中持续扩展。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活力不只来自创作者提供了什么，更来自大众愿意如何讨论它、分享它、改写它，并在参与中不断赋予它新的社会生命。
2.沉浸式传播：以“可感性”建构文本的消费场景。
与传统传播主要诉诸视觉接受和文本理解不同，沉浸式传播通过空间建构、身体介入、感官调动与情境参与，推动新大众文艺的情动转向。在VR影像中，身体通过对日常生活中行动的具身模拟以及感官对叙事的直接介入，直接成为一种叙事媒介，带给观众过去难以体验的临场感与沉浸感。当然，新大众文艺的沉浸式传播并不以VR影像为单一媒介，其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推动文艺内容突破单一文本形态，进入更广泛的生活场景与消费空间。以《长安三万里》为例，其制作团队不仅出品了VR电影《长安三万里·梦回大唐》，让观众以第一人称穿梭于虚拟大唐世界，而且在北京环球影城打造了基于《长安三万里》IP的唐歌宴沉浸式主题互动餐厅，为观众提供了多维度的沉浸式体验。由此，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传递过程，也成为一种以身体在场为基础的文化体验过程。沉浸式传播之于新大众文艺，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感官升级，更重构了文艺作品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使文化传播由对象化接受转向生活化参与。
3.智能化传播：以“可见性”拓宽文本的传播入口。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新大众文艺的传播逻辑进一步革新。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网络文学这一新大众文艺形态的翻译传播，并且开拓了网文在小语种国家的传播前景。除了传统的算法推荐分发机制之外，AI大模型本身正日益成为新的传播节点、筛选机制和意义中介。内容能否被看见、以何种方式被概括、被推送给谁、进入何种讨论语境，越来越受到模型、平台与数据机制的共同塑造。也正因此，围绕模型训练、内容操控与信息干预所形成的种种现象，实际上反映出争夺传播入口与认知影响力的新型博弈。
在这种意义上，人工智能时代传播格局变化的关键，已不仅在于内容由谁生产，更在于传播入口由谁控制、可见性由谁分配、文化判断权由谁掌握。对于新大众文艺而言，人工智能并非只是为其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更在于重新组织其生产关系、传播秩序与权力结构。新大众文艺未来能否保持其“大众性”，取决于它能否在技术赋能与技术规训之间形成新的平衡。
二、“自下而上”：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传播理念
互联网时代，网络为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话语空间。《延河》编辑部提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与大众进入评价体系密切相关，读者认可不认可，大众买账不买账，成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和衡量标准。”从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规律来看，大众不仅是文艺作品评价体系的重要部分，更是在传播过程中决定了文艺作品能否成为文化现象的关键节点。不同于传统的“媒体设置议程”模式，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用户能够对传统媒体进行“反向议程设置”。在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过程中，大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与发起者，其传播路径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变为“自下而上”。
1.文艺创作：新大众文艺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取材。
在文学领域，“素人写作”蔚然成风，普通人的职业经历、情感体验与生存感受本身就构成了文艺表达的重要内容。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不仅在国内成为畅销书，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受到《经济学人》《卫报》等海外媒体的关注。在脱口秀领域，“人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成为名言，大众被鼓励走到聚光灯下说出自己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博主，大众得以在社交媒体上成为自主的创作者。但与其说新大众文艺见证了“素人写作”的兴起，不如说它促成了文艺主体性的一次深刻转变。在新时代的新大众文艺中，专业创作者不再将大众作为外在的传播客体，也不再以精英的姿态俯就大众，而是将自身理解为大众的一部分，形成“我本属于大众”的主体自觉。由此，新大众文艺不再只是为大众代言，而是大众以自身经验书写自身。
2.文艺传播：从“写给大众看”到“靠大众传播”。
新大众文艺并非只是“写给大众看”，更愈发依靠大众的主动参与实现传播扩散。例如，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起点就始于读者的自发翻译。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门户之一“Wuxiaworld”，是成立时间最早的中国网络小说英文翻译网站，也是粉丝型网站。根据《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2014年5月10日，RWX开始在SPCNET论坛翻译我吃西红柿的《盘龙》，并逐渐有读者为他打赏以求加更。12月22日，RWX建立Wuxiaworld网站，以便于发布连载和读者追更。1个月后，网站用户数量就超过1万”。从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历史来看，美籍华人RWX（本名赖静平）的翻译与建站这一标志性事件，反映出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正始于大众的自发传播。
“自下而上”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就曾倡导“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强调书写“底层史”或“人民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文艺表现群众，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新大众文艺的“自下而上”，不止步于“为大众”“写大众”，更发展为“大众写”“大众传”。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动写照，也是群众路线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可以说，正是“两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在新时代的演进指明了方向。
三、根植传统：新大众文艺的文化动能
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为新大众文艺“自下而上”的群众传播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为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文艺矿藏。“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作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为文化“新三样”的跨文化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自觉传承是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前提。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要，并不只在于它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文化资源，更在于它能够被转化为传播动能。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鲜明的辨识度。
《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2025）》指出，“海外传播成绩突出的作品普遍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具有共通性的情感表达，二是具有独创性的设定体系，三是凸显中华文化符号。”以网文《天道图书馆》为例，它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道传承与书院文化，用特殊的设定开辟了新赛道，海外阅读量超1.8亿次。对于网剧来说，传统文化同样为其带来独具特色的亮点。例如，改编自关汉卿元曲《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网剧《梦华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茶百戏”融入剧情创作中，并同步推出《从〈梦华录〉聊宋朝生活图鉴》《宋朝万象图》等宋文化知识普及专栏，使得对宋朝美学文化的充分展现成为该剧的标志性特色。又如，创下CVB（中国视听大数据）古装历史类电视剧收视率最高纪录的《太平年》，将传统文化与时代议题融会贯通，传达了化干戈为玉帛、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核心思想理念，在YouTube上的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在海内外兼具传播力影响力。在动画领域，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光动画制作了“新神话”“新传说”“新文化”等系列动画电影，海外观众总量逾5000万。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新大众文艺的跨媒介传播能力。
《中国文化产业IP影响力报告（2024）》显示，2024年文化产业IP价值综合榜前三名分别是《庆余年》《黑神话：悟空》与《斗罗大陆》，三者都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印记。以《庆余年》为例，它首先是网络作家猫腻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经典网文，2019年被改编为网剧后突破了原有的传播圈层。2024年《庆余年》第二季上线，不仅在国内引发追剧浪潮，还成为迪士尼流媒体平台Disney+播出热度最高的中国大陆剧。此外，《庆余年》还开发了漫画、动画、广播剧、手游、剧本杀、沉浸式话剧等多种形式，凸显出其强大的IP生命力与跨媒介传播能力。尽管《庆余年》是一本架空小说，但这不妨碍传统文化构成其创作底色：其书名出自《红楼梦》第五回的曲子《留余庆》，而其主要的叙事空间“庙堂”与“江湖”也正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游戏领域，中国首款3A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之作，其通过重新书写经典的《西游记》文本，并逼真复原悬空寺等中国古建筑，将原本停留在文字与影像的《西游记》场景改造为一个个可进入可交互的游戏空间，让全球玩家在沉浸式的游戏中深度体验中国传统神话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黑神话：悟空》发售之后，YouTube 上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播放量有了显著的提升，这正反映了新大众文艺的跨媒介传播能力。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新大众文艺的认同感与共情力。
斯特劳巴哈提出的“文化接近性”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观众会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文化最为贴近的内容。也就是说，大众期望能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自身文化的投影。一方面，对于国内以及具备文化接近性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自身所在的文化土壤，能够唤醒共同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观众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含的共通性的理念与价值能够为新大众文艺作品带来跨文化的情感认同。例如，在短视频领域，创作者李子柒以充满东方美学的视听符号，打造出一个跨越语言壁垒的“桃花源”。其作品不仅让传统文化变得具体可感，更激发与满足了海内外观众对东方诗意生活的美好想象。
四、数字共生：新大众文艺的新传播生态
正如唐娜·哈拉维所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生或自组织的”，共生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实践意义上的。这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共通之处，亦即将主体置于其所处的生态之中来观照。凯瑟琳·海尔斯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领域，使用“技术共生”（Technosymbiosis）的概念强调人类与计算媒介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深度交织共同进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使用“数字共生”这个概念来描绘新大众文艺的传播生态，并认为其呈现出传播内容共创化、全民数字主体化与传播环境弥散化相互交织的整体图景。
1.传播内容共创性。
参与式文化下，文艺作品不再是单向度的书写，而是出自大众的共同创作。文艺作品不是先验完成，而是在互动中公共化。这不仅是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在当代语境下的演变，更是一种共创式文艺的崛起。随着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系统的出现，人机协作下的共创亦成为一种现实处境。在网络视频领域，搭载Seedance2.0的一站式AI内容创作平台已经能根据剧本一键生成视频成片。与此同时，AI协作极大降低创作门槛，让更多民间高手具备可见度。AI短片《雪山救狐狸》的爆火证实了深度共创已经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新生态，其中脑洞大开的创新意识让作品具备可玩性，激发大众接力创作，让每个人的灵光乍现都有可用武之地。
2.全民数字主体性。
新大众文艺时代，大众围绕个体生命经验的叙事与人格化的展示具有空前的生命力。普通人能够通过持续自我披露与面向分众的连续互动，把自身塑造成可识别、可传播并可商业化的公共身份。与此同时，每一个用户都成为数据主体，在点击、停留、转发、评论等传播节点不断生产可计算的数据。每一个数字主体都能在创作者、传播者、评论者等身份之间不断流动，数字主体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数字网络生态连接彼此而共生。个体的自我表达由新大众连接为可识别的公共议题并反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
3.传播环境弥散性。
新大众文艺不再主要依赖单一中心媒介进行定向线性传播，而是在平台、社群、用户与算法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复制、检索、转发和再阐释等机制，在多重网络中持续流通和扩展。弥散性并不直接指向公共性，正是通过与系统的共生，分散的主体不断重新连接形成相互依赖共同演化的生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弥散性并不局限于数字世界，“新大众文艺中的萌要素、梗文化、爽文化等审美趣味已经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中，构成社会生活的潜文本和流行语，反向推动社会生活走向‘故事化’‘游戏化’和‘人设化’”。这表明，新大众文艺并非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物，也正在成为塑造社会认知、情感表达和日常交往方式的重要力量。因此，所谓弥散性，所指向的并不仅是传播链条的延长或传播节点的增多，而是新大众文艺借助现实主体与数字主体所构成的双重主体，突破媒介边界、生活边界与意义边界，进而形成一种开放流动的传播生态。
五、结语
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这决定了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规律要不断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视野下的新大众文艺传播，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中华文化为根脉、以时代价值为引领的公共文化再生产过程。新大众文艺之所以不等同于互联网文艺，是因为它不仅要体现新大众的主体性，也要呈现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立足于“第一个结合”的具体实践，汲养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根脉，方能为新大众文艺的传播实践提供价值引领，让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构想扎根现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