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数字经济成为显性时代主题词的当下，我国的乡村振兴应是嵌入于数字经济和创意经济时代的乡村振兴。作为一种由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双轮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文化产业能够以自身独特的价值性思维与实践逻辑赋能乡村振兴，技术语境、本体语境和政治语境复合构筑的全新时代语境是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在多重语境交织变化的背景下，其赋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驱动乡村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乡土文化接续复兴、引领乡村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以及助力城乡命运共同体建构。在实际赋能过程中，还需以技术理性发挥与文化使命担当的有效衔接、主观倾向性表达与真实乡村性认证的调试平衡、数字参与式赋权与主体内源式增能的双效统合、产业成长需求与功能性政策供给的高度匹配，保证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性、科学性以及可持续性。
【关键词】
数字技术；数字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乡土文化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一项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基础工程，是施治“三农”问题的国之大策，也是加快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大势。与此同时，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典型特征的数字革命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释放出强大的集成创造力与数据生产力，催生出新业态、新场景与新模式。“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并提出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在数字经济成为显性时代主题词的当下，乡村建设也应牢牢把握国家数字化发展这一战略机遇，将数据要素嵌入、将数字技术创新内化于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之中，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注入全新动能。我国的乡村振兴不是过去那种农业和工业经济社会形态下的乡村振兴，而是嵌入于数字经济和创意经济时代的乡村振兴。数智生态场域共建趋势、乡村独特资源禀赋优势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态势的交叠与集聚，催生了崭新的产业赋能机会，2022年3月21日，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定为党和国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并在重点领域中强调发挥数字文化赋能的优势效应，对数字文化产品的创作传播、多产业业态的充分运用、特色主题形象打造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基于以上宏观背景，本文拟从数字经济新机遇出发，运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思维，采用“复合语境→实践逻辑→优化理路”的研究框架，在全面分析历史与现实共构的复合语境基础上，深入论述数字文化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智赋能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探讨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理路，旨在为乡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统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城乡关系调控等研究领域提出理论思考和提供实践启示。
一、复合语境：构筑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韧性基底
“语境”这一词最早在1923年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提出，他认为“如果没有语境，词就没有意义”，并将语境定义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传统的“语境”作为一种语言学概念，涉及语言的知识和上下文，意指语言交际所依赖的各种话语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后语境主义逐渐兴起，语境分析泛化到哲学、考古学、艺术史、管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美国思想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将语境论视为一种解释模式，语境论主张将事件放在其所出现的环境结构中获得相应的解释，语境可以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源、过程以及功能性意义。美国传播理论学者丹尼尔·哈林(Daniel C.Hallin)也主张传播研究应建立在逻辑模型基础之上，追求历史语境、社会语境等语境化的思维方式。我国哲学学者李树雪在研究科学史的内涵、意义等议题时，提出科学发展是有语境依赖的，只有在语境的基底下，才能达成对科学事件的系统研究，并对其意义作出评价；学者郭贵春认为理解对象的意义应当置于整体而非单一的、复杂而非孤立的语境，从而消解传统认识论的主体与客体、观察与陈述、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可见，语境研究已成为各门学科范式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其强调在探析事物或事象产生、发展和演进的环境条件、背景语境基础之上来进行相关研究。语境的英文context起源于拉丁语contexere,由表示“联合、共同”的前缀con与表示“纺织”的词根texere组成，有“编织在一起”之意，因此，所研究事物或事象的语境应该是灵活多元而又特定统一的，不同层面的语境要素合力交织形成一个结构性整合、稳定性共存的复合语境系统。对于语境要素的划分，苏珊·皮尔斯(Susan Pearce)认为事物的语境由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组成，微观语境指事物所处的具体场合或情景环境，宏观语境指事物所处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埃尔米尼亚·佩德雷蒂(Erminia Pedretti)主张事物所处的语境是由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技术的等多元维度构成的关联性网络；贾秀飞从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这一研究视角出发，认为技术语境、历史语境与政策语境构筑的复合语境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
借鉴上述语境理论与观点，笔者认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如价值思维、实践逻辑与推进理路等，应从多维语境起始，紧扣多维语境展开赋能逻辑阐析和相关路径优化，会更具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工具的时代性、本体的客观性和政治的导向性为考量依据，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全新语境结构由技术语境、本体语境以及政治语境复合构筑而成，其中信息数字化浪潮释放的技术效能是数字文化产业柔性嵌入乡村场域的必要条件，乡土本真的渐离渐远以及乡村与城市之间在数字、经济、文化、生态上的多层鸿沟是触发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践的内在动因，重大战略设计与公共政策联动集聚的政治势能是激活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价值并使其高效有序地助推乡村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三重语境交织共构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有机能量场，加速着数字文化产业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的正向联结和深度耦合，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构筑起富有韧性的坚实基底。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见图1。
图1 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一)数字信息化浪潮释放的技术效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从5G、物联网、区块链到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计算，诸多领域的新兴数字技术交汇互动形成一种组合式创新的信息技术体系，正在颠覆性地突破可能的边界，搭建起现实世界与虚拟赛博空间双向互构的全新社会图景，万物泛在互联、人机深度交互、媒介全面覆盖将成为当下及未来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为了顺应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纷纷实施大规模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全国行政村、贫困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5G网络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第一，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指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仍高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和显著成效。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带来文化产业的内在变革，倒逼传统文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在线化转型。
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重塑着区域间、业态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生产角度来看，在大数据、智媒体等技术的加持下，可将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解构、分类和标准化存储，构建文化标本库、基因库和素材库，强化文化产业生产端的要素储备；通过区块链能够实现数字文化资源的永久可追溯确权，从而加快数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进程，有效平衡原创保护与文创开发、代际传承与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平台的交互性与智能性打破了单向灌输的传统生产模式，大众能以更低门槛参与到时空流的创作过程之中，形成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以及机器生产内容(MGC)聚合联动的文化内容生产新格局，不断扩大主客共创与价值共享的意义空间。从消费角度来看，生产消费平台化、消费空间在线化、消费模式多样化、消费推送精准化、消费体验场景化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的新特征，5G低延时、高速率、泛在网等优势，使文化消费的即时性、便捷性、个性化、品质化特征凸显；云平台、全息呈现、声光传感等新型技术解构了单一的物理消费场域，创造出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全场景消费新生态以及智能文娱演艺、数字艺术展示、孪生虚拟景区、网络视频直播等文化消费新业态；用户画像、机器学习、情感计算等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动态捕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数据，经过精准大数据处理便能刻画真实的文化消费情景，使供需匹配效果与消费效率得到显著改善。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正引领文化产业进行创意内容、文化要素、生产模式及组织形态的深度再构及创新演变，推动文化产业进入数字化转型、现代化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数智融合3.0时代。事实上，正是数字文化产业形态演进和发展模式的渐趋成熟，奠定了数字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中担当使命的现实基础。
(二)乡土理想与现实对视下蕴藏的本体潜能
梁漱溟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等莫不如是”，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历史的秘密、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始终与乡村保持着密切联系，乡村就是解读传统文化脉绪的生动样本。追溯历史，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以定居聚落和宗族血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其社会基础就在乡村。以农耕为主业的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是享有崇高威望的世家大族的聚居地，地方性的限制与差序格局使乡村构建起皇权、绅权与族权共同治理的社会格局。正是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与源于宗法关系的礼治秩序，造就了中国乡村独特的聚落肌理、自然风貌、家庭结构、产业基础、价值体系、乡风民风，演绎出人地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温良质朴的耕读传家文化、修身养性的礼乐孝道文化、情韵绵邈的民族民俗文化，这些历经时代筛选、积淀而成的乡土文明成果，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国的历史特色、乡土本色和人文色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思想追求与精神风范，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稳定延续的优势内核。乡土文明是极富理想内涵的，既鼓动着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乡建先驱将乡土情结和理想期盼付诸实践，也寄托着当代人对切近自然本源之美的乡野面貌的持久想象和美好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适生活，花木扶疏、古朴幽雅的村舍环境，以及人情往来、礼俗相交的风土民情，构成了许多人心目中温情脉脉的乡村面向。
然而，当下真实的乡村状态却与我们理念中的乡村形象存在着差距。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乡土社会格局不复存在，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乡村退居城市边缘并日益凋敝，乡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为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为36.11%，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流动集聚，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乡村社会主体的加速流动使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姻缘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关联变得松散起来，资源要素向城市集中，历史文化村寨不断消失，村落价值认同式微导致乡村性特征和地域性特色明显弱化，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逐渐丧失了内在均衡和自我协调的基本条件和动力机制，与此相对应地出现了多种民俗文化形式已经失传或濒临消亡，理性利益规则超越人情面子、血亲情谊，集体文化生活失调以及社会礼俗秩序消解等文化危机。此外，当前乡村文化经济主要局限于观光旅游、传统工艺产品制作、民俗演艺等传统领域，开发主体单一，产业科技含量低，创意设计浅层化，在区位条件限制、基础设施落后、资源供给约束的瓶颈下文化产业难以实现自我成长，无法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为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正是乡土理想与乡村现实的对视，让我们更为全面地意识到，在中国乡村，当然不唯诗情画意，自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危机与希望共在，这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本体存在样态。而现实状态的有限性与未来理想状态的美满性之间的鸿沟，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调试才能弥补。作为一种战略性的经济发展方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端化、引领性、渗透性特征明显，能够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表达与形象化传播的同时，为乡土文化与创意经济、智慧经济深度融合，乡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以及城乡要素互联互通打开全新的通道，进而带来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农民生计模式的创新转化与持续优化，是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
(三)重大战略设计与公共政策联动集聚的政治势能
所有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宏观的战略导向与科学严谨的制度保障，中央对某一领域政策的有效供给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势能，直接影响到该领域的发展和未来走向。政治势能指的是公共政策发文的不同位阶所展现出强弱的政治信号，中央部署、国家部委发文和党政联合行文能提高政策文件的位阶，有利于政策的推动和多方资源的调动，进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乡村振兴所预设的政策目标。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都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明确提出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以及具体的工作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在之前的政策基础上被不断地被建构、调整、完善，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是一系列探索的集大成。中央一以贯之地坚持“三农”优先，连续多年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陆续作出城乡统筹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完成了组建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并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等机构改革工作。自2018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颁布后，围绕该《意见》出台了一系列国家级配套政策，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数量日趋增多、内容和议题也愈加丰富，形成了涵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村庄规划、文化旅游、休闲康养、数字乡村等重点领域，涉及金融、土地、人才等支持保障的多层次、全方位的“1+N”政策体系，从而累积起自上而下高位传导、从内到外柔性扩散的充沛政治势能,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全面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外，不同层面公共政策的跨域耦合能派生出复合型的政治势能，提升乡村发展环境的包容性、建设实践的前沿性以及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对乡村地域系统的良性演进发挥着倍增的效力。近些年来，乡村、数字、文化等关键词在国家级政策规制或部委文件中频繁出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愈发频繁，呈现出明显的交汇融合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形成了有机贯通、同向共振并具有内在关联的政策供给逻辑。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部署，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出台的《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夯实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其中提到，要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鼓励依托地方特色资源，开发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数字文化产品，助力扶贫开发。2022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更加显著，并明确了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艺、数字文化、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8个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聚焦8项文化数字化的重点任务，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即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由此可见，在重大战略设计与公共政策联动集聚的政治势能这一政治语境下，数字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必然和构筑乡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环节。
二、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实践逻辑
复合语境既是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也贯穿于赋能实践的全流程，其决定着赋能开启的可能性、赋能过程的有效性以及赋能目标的靶向性。在多重语境交织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呈现出自身独特的价值性思维与实践逻辑。从耦合共生关系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恰好与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两者都是我国进入现代化转型进程与深化阶段的重要标志和体现；与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在均衡、共享、创新、民主等内涵上相契合，两者都是围绕经济社会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民生水平而展开的有益举措；与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在推动现代化转型等奋斗目标上相一致，两者都是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政策实践，有着共同的现代化指向。另外，当前数字文化产业领域存在着重技术轻文化、重形式轻内涵等突出问题，而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源所在地，是多彩民族民俗文化的资源汇聚地，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相辅相成，能够在双向增益中实现共生共进。借助数字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符合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故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必然与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相吻合。作为一种由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全方位地延伸进入乡村空间，参与信息传递、内容演绎、场景转换、形象重塑、情感维系等日常活动，不仅能助推乡村民间民俗资源与优秀民族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乡土文明在当代视域中生命力的焕发，还能够打破文化产业与乡村经济选择性、碎片化浅层融合的发展困境，通过加速一、二、三全产业融合以及线上线下智慧联结，构建起要素融通、分工协同、价值共享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在文化内核释放、数智全景呈现、社会治理有序、城乡空间重构等多重意义上形塑着乡村内在结构，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总要求的创新驱动力。
(一)要素流动：驱动乡村产业链现代化与产业基础高级化
数字文化产业以高新技术为驱动，以创意设计为支撑，逐步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和生产要素的协同创新，以及企业模式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智化转型的背景下，内容和载体的分离，缩小了地方、行业以及企业之间因资源载体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数据、知识、信息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元素和最小单位。乡村文化资源碎片化分布特征和闲置化浪费、低效化利用现象较为明显，在现代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对其进行高精度采集、清洗筛选、分类标注、存储管理，能够以构建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方式实现信息共享、数据融通和资源置换，推动文化数据要素参与市场交易和生产经营活动。此外，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种以数据算法为基础、以媒介融合为平台的新生产方式，构建起一条涵盖“创意融入—众包生产—智能分配—云端供给—增值服务”全流程的新型数字产业链，加快优质资源要素的跨空间流动和跨界集约配置，从而有效突破了乡村产业链低端锁定以及生产、交易的地域局限，虹吸全球先进创新成果、新兴技术、信息知识、资金和人才进入乡村产业集群，推动乡村相关产业要素分工向纵深方向推进，有效延伸了产业链的长度并拓展了其深度和宽度，为乡村经济创新转型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根基。
从乡村文化产业自身的现代性重构来看，基于“互联网平台”和“文化+科技”的产业发展格局，极大地重塑了文化产业的内在结构与创新体系。对乡土特色文化因子进行智能化提取、组合化重构、IP化转换后将其嫁接、植入于动漫、游戏、知识服务、网络文学、影视创作、短视频等数字内容产业之中，通过跨时空广泛链接、多维整合资源，不断延伸文化产业链触角，能够推动乡村文化产业价值链向网状结构演变；依托情境感知、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将聚落风貌、遗址遗迹等物质景观基因以及民族历史、非遗技艺、民俗艺术等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进行场景转换，通过矩阵全景、虚拟观赏等方式呈现，不断催生出云旅游、云展览、云演艺、沉浸式体验等数字文化新业态；三维实境、机械数控装置、声光电等新科技在文旅领域的应用打造出虚实互动设计的沉浸式实景演艺新业态，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整体性的升级迭代。从乡村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构来看，作为数字文化产业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文化符码、创意IP具有自由流动性、强渗透性、正外部性、规模经济性等新特点，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嵌套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功能，是驱动乡村产业基础高级化与现代化升级最活跃的要素。“数字+”和“创意+”重构着乡村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加速了产业形态的深度变革和产业内部结构的持续优化，引导乡村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层次延伸递展。数字文化产业与农业、旅游、加工、教育等产业的融合、集聚与创新，能够强化对相关产业的形象塑造、内涵增容、创意提升以及智慧化、规模化和服务化转型。将乡村文化中极具民族民俗风情、农耕文明特色、绿色生态价值的元素融入田园景观、农事活动、农产品加工与包装、餐饮民宿等领域，经过创意、人文符号、信息科技的修饰，统筹高效集成各类农业要素资源，就可使单一功能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化为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的田园综合体，有助于培育农村电商、休闲农场、创意农业、元宇宙农文旅等农业新业态，促进乡村产业体系从低水平、低势能向高层次、高势能的演化进阶。以数智文旅为例，2020年，广东省东莞市的麻涌镇在成为全省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后，对镇内每个村都进行了旅游资源的设计与整合，依托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古梅乡韵”乡村游等旅游资源开发智慧旅游系统，并打造出全省首个镇街全域旅游自助智能体验空间，利用3D智能导游系统和VR虚拟展示系统，游客可精准查找并虚拟游览各个小景点，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智慧文旅。
(二)数字再生：推动乡土文化接续复兴与主体身份认知回归
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乡土社会，民俗文化传统的创编、传承与更新主要依靠代代身体力行，以口口相传或是采用文字记载的方式来实现。文化、信仰和记忆在周而复始、稳定循环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沉淀，在以家庭、家族自发性坚守为特征的非流动空间中活态延续。改革开放后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快速推进，大批青壮年人群离土离乡走进城市和企业，以往建立在熟人基础上以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为主导的文化传承样态，因实践主体积极离场而趋于退化、瓦解，乡土文脉赓续的内源动力和内在活力逐渐减弱，乡村社会呈现出“主体流散、村落空心、文化式微”循环流转的格局，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集体记忆日益崩塌，乡村传统文化的基因谱系面临着断裂甚至断代的危机。现代科技与数字力量打破了原有的时空边界，为乡村文化的生产、传播和存续开辟出新的场域和空间，其结果便是数字文化产业这一具有强创新演绎和意义延伸功能的产业形态的出现。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文化数字建设的战略实践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运用创意、技术手段萃取乡村文化的内涵特质和基因标识，复原成可再生的数字资源，通过现代化开发运营能够实现文化的守本创新和价值再造。
从采集角度来看，利用大数据挖掘、可视化展示、知识化管理等手段对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信息进行记录、建档、存储，将隐藏而分散的、反映乡土历史与生命记忆的知识普遍化，提炼成数字内容形态的生产要素，混杂无序、碎片化断裂的文脉在大数据体系的帮助下得以系统化呈现与文本化流传；从生产角度来看，依靠技术、创意与产业化的开发实践，乡土文化本身也将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剔除文化中封建糟粕、不合时宜的消极元素，存续优秀传统、开放包容的积极元素，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全新元素，在保留原真特色的基础上解构传统刻板样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从而推动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传播角度来看，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融媒体平台、电商直播、网络游戏等新媒介，可将乡村文化以图文、视频等信息流的形式，场景化、具象化地呈现，实现多级网状传播下乡土文化的增殖、增值与扩散，形成全媒体共时传播与全社会共同传承的大格局，对乡土情结、民俗信仰、伦理传统、农耕景观等原初性乡村模态的赞颂、传播、呈现，也具有重要的中华文化寻根、民族精神激活与乡土文明再造意义。陕西省咸阳市袁家村作为全国休闲乡村建设的“样板村”，早在2016年便开始积极布局微信生态，开设“袁家村官方”等微信公众号、“袁家村大集”视频号、“袁家村味道”“袁家村安心购”等小程序，提供文旅项目、民间习俗、美食以及民宿等信息推介，同时也向微博、抖音、小红书等拥有超级流量的社交平台广泛扩展，在跨平台的矩阵传播中推动本土文化传统发扬、文化语境延续和文化品牌提升，从而使袁家村成为蜚声中外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乡村数字文化产业创新村。此外，从主体自我成长的角度来看，数字文化产业通过塑造以互联网平台为纽带、以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为特点的大众生产格局，改变了乡村主体开展文化实践的渠道、角色和意识，本土村民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获取任何人类文化成果，或是以个性化、审美化的创作表达方式向外界呈现真实的乡村图景、鲜活的文化事象以及积淀的艺术瑰宝，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文化表达意愿与创造性潜能。这种自主性、赋权式、参与式的消费生产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能唤醒村民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强创新演绎和意义延伸功能的产业形态的出现、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强化其对本土文化的浸润感悟、守护依恋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憧憬，形成更加自信的人生心态和文化自觉。
(三)创新扩散：引领乡村向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
创新扩散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传播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他认为，新观点、实践或事物不断利用各种渠道在社会系统内传播，通过一个社会建构过程，其创新意义逐渐显现，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可观察性以及思维可变性等创新性特征是实现创新扩散的基础前提。作为一种创新创业的数字生态范式，数字文化产业以数智、人文、绿色为基底，以轻量、高效、普惠为特点，能将现代技能、原创理念、共生模式在乡村社会进行创新扩散，进而加快乡村主体对智能化、审美化、低耗能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与采纳，推动乡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社会增长方式绿色转变。首先，就相对优势而言，文化数据自身的虚拟性以及高附加值、可重复利用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损耗性、稀缺性的物质生产资料，利用信息技术充分挖掘、配置乡村资源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能够突破有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引导乡村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传统粗放式增长向更加重视数智赋能、关注质量和效益、强调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低碳集约式增长转型，在人与自然、市场与社会、创新与应用良性互动、和谐共融的关系情境下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其次，就兼容性和复杂性而言，数字文化产业呈现出较强的价值先导性、产业包容性与外部经济性，可赋能空间广，发挥其跨界融合潜能和强扩散作用，将会产生积极的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和带动效应，极大地推动乡村产业领域的无边界拓展以及不同产业之间基于现代化转型的交互共生和高效共享，以文化新业态和数字新业态践行创新理念，最终在开放包容的数字人文生态中促成多主体广泛参与、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
另外，在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层面，5G+4K/8K、VR全景呈现、3D建模、AI合成等技术在乡村场域中的实践应用，已然形塑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生存图景和消费趋向，不仅能够创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呈现状态，丰富文化体验内容，打造沉浸式、可视化、立体化、可交互的虚拟消费新场景，还能为实现科学、精准、高效的生态型数智乡村治理赋能，数字场景营造、文化意境设计与智慧运营管理成为乡村空间延展、更新、优化的重要方式和新引擎。杭州市余杭区鸬鸟镇在这些方面就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并取得成功的经验，鸬鸟镇立足本身生态旅游型乡镇的特点，深入践行“两山理论”，以“数智鸬鸟乡村治理平台”建设为抓手，通过实现旅游管理和旅游体验全流程的数据智能运营，鸬鸟镇走出了一条智能化以点串线、农文旅融通创新发展的道路，助推全域“美丽风景”变身“美丽经济”。最后，从思维可变性来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其相较传统产业而言呈现出更强的动态性，根据大数据、算法模型等技术精准捕捉的用户需求偏好和预判的最新市场发展趋势，数字文化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也必然随之作出动态拓展与完善，进而能将自主孵化的最新平台商业模式、当代创意理念、先进技术资源、数字金融服务等创新成果渗透进入乡村产业体系与市场环境中，有助于乡村内部良性创新氛围的培育和社会创新能力的普遍增强。
(四)时空压缩：助力包容互鉴、共创共享的城乡命运共同体建构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当前，我国城乡产业空间割裂、资源分配不均等、城乡间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差异显著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依然突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建构均衡、共赢、包容的城乡命运共同体，成为检验乡村振兴最终成效的关键标尺。从空间结构来看，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是一个克服城乡空间不平等，进行空间结构关系重组和空间整合的过程，而数字技术革新带来的时空压缩和场景转换，能够在过去与未来、此地与彼地、个体与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链接，以跨时空联系与虚拟共同在场的方式解除城乡融合的限制，使城乡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流动性。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的文化经济形态，数字文化产业在乡村空间的深度嵌入，将颠覆过去局限在相对狭小时空范围内、基于小群体面对面互动的社会交往模式，以数字化的社会大生产和文化强交互加速城乡一体联动，对城乡内部的多维不平等进行再造。一方面，以文创电商、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新型文化业态具有格外强大的打破等级、阶级区隔的联结性优势，通过在线社区生成和数字内容生产，能够实现高雅艺术与大众文艺、专业精英与边缘群体、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的互动、融通与合作，使城乡社会关系逐步向扁平化、去中心化、网状化的协同共创方向转型。另一方面，作为乡村诸多产业中最易吸纳优质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的产业类别，数字文化产业能充分利用其天然的媒介特性缓解城乡要素流动偏向城市的非均衡态势，推动信息、技术、知识、思想、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与集成配置，进而促进乡村系统内部结构优化。以数字村民为例，2022年5月18日，全国首批“云村民”在福建省屏南县四坪村诞生，“云村民”们积极探索如何将乡村资源、非遗产品、文化产品等开发成数字产品，四坪村集体发行的1000个《四坪村·云村民》系列数字藏品在女娲平台正式上线1分钟后即全部售罄，以数字创意藏品为媒介，可加速高端人才、社会资本、市场信息、文化资源等要素在城乡的双向流动，助推乡村振兴迈入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三、探索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理路
尽管技术语境、本体语境和政治语境的复合交织为赋能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支持基础，数字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多向度的价值耦合决定了赋能实践的前景预设和赋能方向的逻辑建构，但在实际赋能过程中，由于技术工具滥用导致文化意旨偏离、数字隐私和伦理风险潜在积聚、流量经济诱发乡村形象失真走样、村民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短板较为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配套政策存在执行偏差等问题高频率存在，往往会制约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成效。针对性地化解赋能内外部因素的现实羁绊，把握好各类要素和多方利益的平衡度与收放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严谨、务实、创新地探索真正有价值的优化理路，才能保证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性、科学性以及可持续性。
(一)技术理性发挥与文化使命担当的有效衔接
作为数字文化产业最为基础和原始的发展驱动力，数字技术与文化价值理应形成双向建构、交织互渗并融合创新的一体关系，数字技术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途径，文化内蕴又源源不断地为数字技术注入人文关怀和伦理温度，使技术不再是单一的中介工具，而成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实际运作过程中较容易出现“技术至上”的不当越位、文化引领的功能缺位以及角色初衷的模糊错位等数字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调配失衡、失序的不良表征。当乡土文化内在的价值理性与信仰意义被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所僭越、浸染时，数字文化产业本应发挥的社会效益也将随之削弱，其担当输送优秀传统观念、赓续乡土文明根脉和守稳文化安全底线的责任使命在技术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中趋于淡化、虚化或异化，可能衍生出数字崇拜下的主流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偏移，数字镜像下的乡村民众文化权益侵犯，数字异化下的乡村产业秩序失范等新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层次及质量。数字文化产业效能目标的实现尽管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但是不唯技术思维是从，并非仅仅框定于运用数字工具逻辑来分析或呈现乡土文化事象这一浅表层面，而是要在坚守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与秉持文化价值导向这一底色基础上合理开发和利用技术工具理性，积极促成技术理性的本真意旨与传统农耕文化所积淀的人文精神、道德关怀、生态理念、礼俗文明相耦合，使数字技术与乡土文化在良性互动、交织互补之中共进共荣、共同发展。从技术功能的发挥来看，数字技术发展的根本追求和终极目标是造福社会，让民众生活更美好，因此既需要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以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等使命式引导，匡正乡村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向路、原则与机制，持续为乡村民众的文化生活提供充盈饱满、蓬勃向上的精神能量与信仰力量，也需要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式革新，将数字文化产业自身固有的技术理性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正向赋能定势，不断推动传统乡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技术思维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充分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永恒魅力。
(二)主观倾向性表达与真实乡村性认证的调试平衡
在数字科技的赋能下，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由表达想法并参与创作生产，“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然而这一美好期盼与当下膨胀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相抵触，急切攫取的非理性欲望正导致盲目式、庸俗化的数字乌合之众批量生成。由于乡村蕴藏着得天独厚的特色文化资源和原生态自然风貌，诸多文化生产主体对乡村抱有更高的功利性期待，将数据、流量、市场份额等一系列可以量化的标准置于创作的核心地位，带着主观倾向性认知和都市框架性视角对乡村生产生活场景、自然人文景观素材进行数字解读和再编辑，有目的的内容筛选、选择性的加工篡改、碎片化的网络传播以及崭新的技术嫁接方式，也许会偏离甚至扭曲乡村原有的真实情境特质与灵动生命内蕴，催生出大量猎奇媚俗、泛娱乐化抑或是浮于表面、程式化的“伪乡土”数字作品。笔者曾在云南省普洱市景迈山调研过程中，与当地一位回乡创业的拉祜族村民谈及关于流量经济与民族本色坚守的话题，他担忧道：“一些乡村自媒体利用短视频记录乡土日常生活和民族风情时，会依据受众的兴趣偏好对传统地方符号进行修改，就比如真正的拉祜族对话只会使用拉祜语，但是为了通俗易懂地呈现往往会被更换成流利的普通话，乡音乡味若不在，谈何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下民族本色正面临新时期下资本经济的异化与改变，牡帕密帕的传承也出现了丢失民族本色的危机。”乡村并非客体化描绘的想象空间，也不是城市人消费的对象性存在，而是有着自身文化肌理的意义空间，因此，要想最大化地释放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效应，促进生动、立体、全面的乡村形象向外舒展，创作实践应当把握好主观倾向性表达与真实乡村性认证之间的辩证关系，摒弃全凭主观意愿的刻意编造，促成建立在守正固本基础之上的至精求新。守正固本讲求从尊重乡村基本事实与原真传统的立场出发，糅合乡村在地性特征，对最能传达乡村文化价值与精神内蕴的独特景观基因进行精准识别和深度诠释，包括有形的生态肌理、村落布局、民居建筑、文物遗迹、装饰纹样、服饰饮食以及无形的历史沿革、语调方言、民间技艺、民俗信仰、邻里交往等方面，以乡土文明的本真模态为根本范式进行内容书写。至精求新强调正向价值引导与审美规制下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应鼓励数字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进行政策意旨体悟、传统文化熏陶、艺术审美提升、道德素养培育等“自我升级”，从而更好地将其个性期待、情感诉求和运营思维，以协调并柔和适配乡土社会底色的方式，内嵌于乡村文化数字化创作框架之中，通过数字技术投放、文化精髓提炼、艺术审美加工、电商平台搭建等必要环节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样态，最终在主观表达与客观再现、艺术抒发与商业变现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均衡点。
(三)数字参与式赋权与主体内源式增能的双效统合
“赋能”一词最早起源于心理学，是指借助言行、环境或态度的变化给予他人正向激励，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才智和潜能，强调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赋权”和“增能”，这与乡村振兴将增进村民福祉作为终极关怀的目标诉求相契合，故无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旨和维度如何延伸，都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通过“唤起数字参与”的赋权和“促进数智成长”的增能来激活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文化产业建设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当下现实而言，村民数字认知与乡村数字建设异步化明显，特别是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很大部分村民对数字技术带给乡村生产与生活的未来图景缺乏深层次的了解，数字意识感知度、数字技能精通度以及数字资源利用度较低，对数字技术的运用更多地集中在单向接收的网络社交、休闲娱乐、即时通信等方面，而并未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传承和民众增收致富。稚嫩的数字思维、微弱的创意素养和陈旧的商业经验导致村民参与数字文化创作生产以及传播分享的意愿、热情和信心不足，对在地异质性文化资源进行数字资本转换、现代价值革新和内容形态创新的效率较低、成效缓慢，村民在数字场域中的集体失语和实践缺位严重阻滞了其作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行动主体应发挥的自我效能和责任意识。因此，亟须强化、引导并广泛开展村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通过公益宣传、理论授课和实操训练等方式鼓励并扶持广大乡村民众主动参与数字人文创新实践，使村民真切体会和深刻洞悉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AR/VR等现代技术的属性、功能与应用领域，熟练掌握加工文化数据、制作数字化文化内容和场景、进行创意化形象表达，以及开展网络市场营销与电商经营管理所需的较高难度的技能，并养成良好的网络安全意识、智能伦理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深度数字化培训和学习实践，一方面能有效消除城乡民众之间的数字鸿沟，给予世代居住的村民平等且充分地参与虚拟艺术创作和数字人文探究的权利与机会，最大化释放其作为乡土文明亲历者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力量与潜能；另一方面能加速乡村主体历时性的文化传统积累与在时性的数字认知盈余之间的关联拟合、统筹增进，通过内源式的数智创新成长，实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多向度延伸和多层次深化，从而以数字赋权和主体增能的双效统合来践行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人本逻辑。
(四)产业成长需求与功能性政策供给的高度匹配
作为一种高端成长型产业，数字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要求较高的技术门槛与要素禀赋条件，以前沿数字技术和信息硬件设施为基础支撑，以信息知识、文化创意、研发设计、人力资本、投资资金等新型生产要素投入为核心驱动力量。然而，与城市成为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集聚地不同的是，多数乡村受区位偏远、人口稀疏以及社会经济缺乏发展活力等现实制约往往难以自动吸纳大量现代资源，在数字基础建设、发展资金筹措、知识体系更新、文化要素市场运作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当前尚无法以优质的内在支持环境高度适配数字文化产业落地并成长壮大的需求。因此亟须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以市场为导向、普惠性为主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即鼓励文化创新活动、扶持综合型文化人才、支持科技研发投入、强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给予金融特殊优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疏通数字文化产业嵌入乡村场域的硬性堵点和隐形难点，为数字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的无障碍对接以及其赋能效应的可持续发挥提供宽松温润的制度环境。首先，在完善配套数字基础设施层面，大力推进5G通信基站、新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地区覆盖延伸，不断深化5G、4K/8K、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成果在乡村文化经济领域的应用，积极搭建电商平台、网络公共服务平台、生活信息及交易平台等数字应用平台，以持续扩充数字文化产业在地化发展的“大数字生态”基底。其次，在财政金融支持层面，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助、政策性担保、税费减免、风险补偿等激励性优惠政策，加快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对乡村数字文化产业进行价值渗透，鼓励风投注资、天使投资、网络融资、股权众筹、文创银行等金融资本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和预期收益质押融资方式，促使金融资本与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数字艺术品的有效嫁接，以持续保障数字文化产业多元化的资金注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农村长尾群体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资金梗阻，提高产业行动主体的融资便利性和可行性。最后，在完善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层面，依托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契机，通过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和文化要素产权第三方评估体系等方式，推动乡土文化符号、创意IP、文化遗产数据等数字文化产业核心要素的价值评估、确权交易以及市场化定价，在跨区域、跨产业、跨企业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共享中提升文化资源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以持续激发数字文化产业内在性的成长活力与效益潜能。
四、结语
在数字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百年变局叠加全球疫情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最具发展活力、创新力和广泛辐射力的经济形态，为持续疲软的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在数字经济大繁荣的背景下继续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成为一项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全局性命题。数字经济在乡村场域的扩散与下沉，能实现历史文脉、民俗艺术、民居古建等传统资源与数字网络分工、平台内容创作、虚拟现实开发、智能算法定制等现代生产方式的深度嫁接，为乡土文化与乡村产业的有机融合开辟出新的路径，其结果便是数字文化产业这一具有强创新演绎和赋能效应的产业形态的落地。技术语境、本体语境和政治语境合力交织形成的复合语境，是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撑基底和前提条件，其决定了赋能行动的开启、赋能效应的发挥以及赋能任务的实现。在复合语境之下展开的赋能实践具有明显的技术渗透性、在地适应性和政策导向性，技术渗透性体现在数字技术是驱动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价值外溢的主引擎，其作用并贯穿于要素配置、文脉修复、创新扩散、时空压缩等实践机制之中，保障各维度实践机制的顺畅运转与协调统一；在地适应性体现在乡村数字产业化开发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差异，不同的乡村因自然风貌、历史沿革、经济条件、资源基础的差异而形成了独立又自成系统的文化构造，数字文化产业会根据乡村文化自身的精神价值和个性特质，因地制宜地调整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适应性生产策略；政策导向性体现在数字文化产业的赋能实践始终都是紧扣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基本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而推进的，其宗旨使命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乃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长远目标是内在统一的。在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也可能释放出诸多带歪风向的负面后果，因此，无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旨和维度如何延伸，其核心内涵始终无法脱离“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赋权和增能”这一最初本义，还是要以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